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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近日，“苏州‘局长小哥’送外卖两周写下4000字配送日记”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局长小哥” 张亥秋在体验结束之际感慨：“ 只有实实在在解决骑手的问题，将骑手的社会保障纳入企业发展，他们的送货之路才能更踏实。”
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超2亿人。但由于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之间不存在传统劳动关系，如何为这一群体建立起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
此前在2025年3月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介绍今年重点工作时强调，完善重点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中指出，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通过完善费率等政策，从扩容省份、新增企业、拓宽行业等方面稳妥有序扩大试点范围。准备将试点省份由7个增加到17个，并逐步推动在全国实施。
“能够更精准解决这类就业人群的痛点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告诉界面新闻，大部分灵活就业人群，尤其是外卖骑手，对长期险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 ）的需求并不高，他们更加关注在工作中突发的病、残、亡风险。
职业伤害保障成群体关注焦点
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工伤和失业风险明显高于常规就业。相较于为其纳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更加关注职业伤害保障是否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工伤认定的关键在于劳动关系的确认。然而，对于灵活就业者，尤其是外卖骑手而言，他们与平台之间往往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正因如此，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性无疑会影响新业态从业者正常享受相应的职业伤害保障。
在今年的2月份，多个外卖平台宣布为专职骑手以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不过，娄宇表示，企业用工模式、劳动法律关系及社会保险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建立正规劳动关系和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究竟是不是企业最佳的用工模式和劳动者最佳的就业选择，不能一概而论，要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
“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处于青壮年阶段，对养老、医疗、护理的需求不强，如果不强制参保，都倾向于不参保，或者参保缴费较低的居民保险。”娄宇说。
以外卖骑手这一群体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外卖骑手年龄分布主要在21—30岁，老年和疾病带来的风险不高，自愿参保高缴费和高待遇职工保险的比例很低。
参保意愿因人而异。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副主任李干向界面新闻表示，对于大部分流动性较强、只是短时间在一线城市以灵活就业的方式谋生，特别是并未将养老、子女教育等长远规划寄托于工作地的外来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如果完全基于自愿原则，这部分人群在工作地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意愿不强。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未来是否享受缴费带来的长期收益是不确定的。
不过，这类群体对自己本身可能面临的职业伤害风险认知清晰，并希望能够得到保障。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田思路以闽南地区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发表了一篇名为《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困境与模式选择：以外卖骑手为例》文章。该篇文章指出，96.21%的骑手认为自己面临的职业伤害风险比较大或非常大。
谈及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风险，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子昭在文章《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研究——以美团外卖骑手为例》中指出，外卖骑手看似弹性的工作时间，实则工作过程紧迫，严苛的劳动条件易诱发“职业病”。尤其对于专职骑手而言，专职骑手无法随意拒绝系统的派单，极端天气下依然要在路上来回奔波，患上关节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此外，超时的高昂代价往往会使骑手铤而走险做出交通违章行为，构成交通风险，导致交通事故频发。
外卖员张强此前在北京跑单过两年，因结婚生子回到了河北邢台老家，目前仍在做外卖员这一职业。他告诉界面新闻，在北京跑单的两年里，每日平均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甚至常有超过10小时的情况。“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会着急地饭都顾不上吃。另外，大家为了多跑单或者抓紧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同行骑手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新业态的就业场景、环境多涉及道路交通安全，从业者对职业伤害保障的需求较为迫切。并且，现实矛盾与诉求多集中于送餐过程、驾驶过程的事故伤害。”李干表示，由于他们缺乏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像传统职工一样享受工伤保险的保障。一旦发生职业伤害，能否获偿以及获偿金额往往取决于是否购买商业保险。
目前，多数外卖平台主要通过购买意外伤害险来解决外卖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意外险属于商业保险，保费低廉，且不需要进行工伤认定，但是保险待遇相对较差，无法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保障。”娄宇说。
试点模式遗留问题待解
针对上述现状，2021年7月，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着重强调了对职业伤害保障的加强，明确指出要以出行服务、外卖配送、即时物流、同城货运等领域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自2022年7月1日起，新职伤试点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4个行业开展，涵盖了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达达、闪送、货拉拉、快狗打车7家平台企业。据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末，7个试点省市累计参保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886万人。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职业伤害保障由平台企业直接缴费，采取按单计费、按月订单量申报缴费方式，既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也不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
赵二保从2016年来到了北京，刚开始在做外卖员工作，现在是一名骑手安置官，主要负责专送骑手的安置工作。他所在的公司承包了10个站点，覆盖朝阳、海淀、东城、通州等区域。
赵二保告诉界面新闻，骑手如果在送外卖途中不幸发生人身意外，主要是有意外险和新职业伤害险两类保险进行保障。
“意外险主要是保一天的，众包骑手一天扣3块钱左右，专送骑手每天扣6-7元。职业伤害险主要是骑手每开始一单就会扣相应的保险，但具体扣多少我们也不清楚。”赵二保认为，意外险不包括工伤赔偿，只是赔付医药费，对于骑手的保障不到位。新职业保障是意外险的补充，两种保险互相保障骑手安全。
“有的骑手可能安全意识强一些，对于保险的成本不太计较。但有的骑手觉得上保险没有太大意义。”赵二保说。
关于职业伤害险，试点省份基本上有两种模式。李干介绍，一种方案是通过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将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另一种则采用替代方案即通过强制性商业险的方式来为灵活就业者提供职业伤害保障。
此外，界面新闻也注意到，某些试点省份比如广东省、浙江省以及江苏省南通市也试验性“跳脱”了以往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固定搭配，即采取单工伤保险模式。
以浙江省为例，2021年9月，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社保中心结算了一名大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李某祥是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某电子有限公司的大龄劳动者，其在2021年5月参加了单独工伤保险。同年8月，他在工作时不慎发生工伤事故，导致右手被压伤。经北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李某祥的伤情属于工伤。在医疗期结束后，他获得了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4.88万元的工伤保险待遇。
不过，田思路认为，试点在职业伤害认定与待遇给付方面仍遗留以下问题：如职业伤害认定完全排除疾病因素是否合理，如何化解缴费与待遇支付环节水平差为基金可持续性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解决平台企业为短期从业者支付生活保障费用的公平性与实现职业伤害保障全面性的矛盾，这也是留给下一轮试点的主要难题。
推行强制性商业保险或更稳妥？
李干以上海为例指出，该市已针对新业态推出了强制性的职业伤害保险，由平台承担成本，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有效的保障。这一方案绕开了劳动关系认定的瓶颈，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更加灵活和便捷的保障方式。
“目前，上海试点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险仅指定两家保险公司作为承办机构，待时机成熟，建议开放承保公司，让保险公司在双向选择下充分竞争，有助于优化保险方案。”李干说。
“鉴于新业态从业者对职业伤害保障的需求较为迫切，且新业态的就业环境常与公共道路、公共交通安全密切相关，因此，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险应以强制为原则。”李干进一步解释，在作为上位法的《工伤保险条例》尚未修改工伤认定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条件下，从法治精神出发，以强制性商业保险作为替代性方案从而为新业态提供职业伤害保障，可能是更妥当的方案。
“当然，强制性商业保险的费率调整、给付内容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工伤保险，具体规则需在实践和摸索中逐步完善。”李干说。
田思路也建议，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应以强制参保为原则，并将保障对象界定为通过平台注册并接单的所有新业态从业者，不以户籍、年龄、就业年限、平均工时等条件限制。平台也可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保险转移风险，骑手则可根据需求补充个人保险。
此外，田思路还建议人社部门可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全国性平台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归集参保登记、保费征收等基础数据，便于从业者查询参保情况，经办机构掌握人员变动及伤害发生率，及时调整缴费。
“行业性工会则需要加强事前预防。工会可提供沟通渠道，就工作时间等事项协商，参与职业伤害认定，与平台协商缴费。另外，头部企业应积极参与协商，发挥示范作用。可借助网络技术推行网上入会，简化流程，形成整体性利益共识，强化从业者保险与维权意识。”田思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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