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直播带货频繁翻车。
当公众的目光聚焦在辛巴的“糖水燕窝”、疯狂小杨哥的“香港美诚月饼”，以及罗永浩是否涉虚假宣传时，其背后的打假人王海也引发关注与争议。
今年52岁的王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因打假而名声大噪。
1995年春天，22岁的他怀揣着一百多块钱，在北京某商场买下两副粗糙的索尼耳机，去消协、工商、质检、厂家……四处奔走，步入打假维权索赔之路。此前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新增惩罚性赔偿，即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一赔一”。
一个多月后，王海打假索赔“成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他接受媒体采访，参加节目，学习并宣传《消法》，被称为“国内打假第一人”。那一年此后也被称为“消费者维权元年”。
与此同时，王海的打假也争议不断。1995年冬天，王海受邀参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参会的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商场老总们就“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争得面红耳赤。
2024年12月中旬，王海穿一身黑色衣裤，背着双肩包，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黑色墨镜。他穿过几栋楼，步伐有力，快速走进一家茶馆，坐在凳子上，喝了一口茶后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对职业打假人的争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王海。 澎湃新闻记者 柳婧文 摄
三十年来，围绕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是否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等，始终没有定论，而相关法律规范和执法尺度也是几经变迁，有时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据澎湃新闻2022年报道的《争议职业打假︱卖150碗熟肉被判赔十倍背后：“假货”之争》，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史文林律师及其团队成员贺梓娟、曹晓华检索了2021年以来全国1003份涉及“知假买假”的食药纠纷案件，包括原告起诉的食药品有“无标签或标签与实际不一致、信息未标注或不正确”等问题，他们发现全国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为63.56%。
2024年8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购买者明知所购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主播涌入打假赛道，其背后是随着直播带货电商兴起，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倍增。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1261.1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6.1%。此外，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主要问题集中在购买到“三无”产品、货不对板、售后维权困难等。
据中国经济周刊刊发的《直播带货为何频“翻车”》，一位商家对记者表示，和头部主播的合作基本不赚钱，品牌更看重对方能带来的曝光率。但也会遇上被压价得特别狠的情况。有时商家被逼无奈，只能专做一批“直播专供”平衡成本。不排除个别商家考量成本，出现产品以次充好的情况。
甚至还有带货博主割商家的韭菜。2024年8月，“太原网警”发布的一则视频透露，网红“太原老葛”被指带货四次收取佣金900万元，但销售额中1911万元是刷单，其因涉嫌诈骗被立案。
与此同时，一些打假人走入直播间，通过视频打假的冲突性画面，刻意激化矛盾，吸引粉丝关注，赚取流量；甚至有打假人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商家，涉嫌敲诈勒索。
这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让公众对打假人的质疑声渐起。
2024年8月，国家市监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指出，要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对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要从严审查，准确把握投诉受理范围、举报立案条件等。
据财新刊发的《打假盯上直播间 产业化运作游走灰色地带》，某位接近地方市监局的人士指出，当前市监体系正在经历变革，打假人在市场监督中起到“吹哨人”的作用，但这不应该异变成牟利手段。
王海觉得，强调打假是为了挣钱，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也是《消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初目的：倒逼商家和MCN公司在质控、质检、口播、售后等方面提升标准，制约不良商家制假卖假的违法行为。
对于有人评价他“蹭流量”，王海称，他蹭流量，是为了揭穿骗局。
这些年，王海一直处在争议的“风口浪尖”。3月14日，王海微博账号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引发热议。他本人发朋友圈称，系因转发江某莲涉嫌诈骗捐款信息，被禁言6个月。实际上，山东即墨今年2月发布调查结果称，反映江某莲求助捐款涉嫌诈骗与事实不符。
设计 郁斐
【以下根据澎湃新闻记者和王海的对话整理：】
“线上打假更难，特别是‘代发分离’”
澎湃新闻：这几年，你关注电商行业，特别是直播带货比较多？
王海：实际上并没有，主要是直播带货比较火，大家对直播带货比较关注。我本身不看直播带货。网友发现直播间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找我们爆料，我们才会去关注。
澎湃新闻：有人说，你近些年打假很多大主播，辛巴、小杨哥、董宇辉等，是为了蹭他们的流量。
王海：他们要说我蹭他们的流量，我肯定就是蹭他们的流量，因为只有通过蹭他们的流量，才能揭穿他们的欺诈行为，揭穿他们的骗局。
澎湃新闻：相比传统的线下打假，线上打假的区别是什么？
王海：主要是跨地域打假更难，特别是“代发分离”（即主播在直播公司所在地带货，消费者拍下的货物实际上是厂家或者仓库发出的），比如在北京带货，发货方可能是广州、义乌、天津，任何地方的工厂都有可能。不少线上发货地址都是隐蔽的，或者是虚假的，生产工厂可能根本找不着。除此之外，我们举报后，执法人员去查处假货工厂也有难度，因为跨地区行政执法比较难，这也会让责任方更容易逃之夭夭。
澎湃新闻：近几年，直播带货接连爆出产品质量问题，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杜绝直播间的假货和瑕疵产品？
王海：直播间宣传给“家人们”谋福利，把价格砍下来，但他们自己又要高额的佣金，高达20%、30%，导致带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加上代发分离，他们没办法把控产品质量，甚至哪个厂家发货都不确定，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
大品牌的利润空间有限，很多产品也都是明码标价，比如说矿泉水、可乐等，大家都知道它们的价格，而且价格本来就低，砍价空间也有限。而一些小品牌，或者贴自己牌的产品，利润空间大，才有砍价的空间，直播间不少是这样的产品。比如小杨哥卖美诚月饼，宣传是香港品牌，直播间喊价200多元一盒，小杨哥一步步把价格砍下来，最后卖100多元一盒。有消费者向我们爆料，我们去香港实地探访，标注的地址没有生产美诚月饼的这家公司。
杜绝直播间的瑕疵品和假货，首先要直播间自己把控产品质量，掌控货源。
小杨哥美诚月饼直播截图。 图源网络
澎湃新闻：此前，辛巴燕窝糖水事件出来后，辛巴率先赔付给了消费者。在你看来，直播带货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商家跟主播的权责大概是怎样的？
王海：在我看来，直播带货就是电视购物的网络版，但现在相关管理部门往往将他们纳入广告代言人的范畴，直播带货的大主播、网红主播只负连带责任，几乎所有的责任都归品牌方，不管是质量问题导致退货，还是欺诈行为导致的赔偿。因为商家跟直播间的合同就是这样签订的。
商家为什么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消费者在直播间买东西，大主播的推荐是他们做出购买决定的关键，辛巴、小杨哥在直播间砍价，消费者都很兴奋。这直接导致了直播间掌握定价权、话语权，商家和品牌方处于弱势。当然，一些小主播跟商家谈判时就没有定价权。但现在大主播越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线下商店则一步步萎缩。
澎湃新闻：一些打假博主盯着直播间的标签问题，甚至一些口误，被指是吹毛求疵，你们打假的标准是什么？
王海：一些打假博主为了吸引流量瞎打。欺诈行为指，实施欺诈行为这一方主观上有恶意，故意隐瞒捏造对消费者购买决定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的行为。这也是我们打假的标准。比如说，卖家隐瞒了手机是偷来的，以正常的二手手机卖给买家；或者手机内存是256G，卖家告诉买家是两个T，这些都是欺诈行为。
“承认利益驱动，但对违法的职业索赔要打击”
澎湃新闻：当时大众对“知假买假”有争议，且并不一定能拿到惩罚性赔偿金，你为什么会想到把它当成自己的职业？
王海：在北京打假索尼耳机后，我整天琢磨这个事。后来，我找了一些老师、朋友聊，包括向律师朋友咨询，发现大家对这一块都很陌生。不久，北京又出台了《消法》的一个实施细则，把具体的几种行为列为客观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据此可以要求退一赔一。我看可操作性增强了，赶紧从青岛又回到北京，去商场买了一堆假货，假皮尔卡丹皮鞋、假宾利皮具等，第一周就拿到了赔偿金，执行效率非常高。
澎湃新闻：你当时怎么看待打假？还是说纯粹把它当成赚钱的一种方式？
王海：我当时预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假货欺诈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增多，打假有社会需求。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鼓励消费者站出来和假冒伪劣产品做斗争，这也是《消法》最初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强调打假是为了挣钱，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澎湃新闻：假如打假都是为了赚钱，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包括现在出现的打假主播、职业赔偿人等，有些利用违法手段索要赔偿金。
王海：敢于承认利益驱动是正常的，不承认利益驱动，有可能是骗子。但对于违法犯罪的职业索赔人，该打击就要打击，弄虚作假、栽赃陷害、无中生有等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澎湃新闻：职业打假争议不断，你觉得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争议？
王海：以前争论最多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受到欺骗。实际上，我肯定是要买了产品后，再去鉴定，才能确定是真是假。而且有这种情况，一开始是假货，后来厂家授权了，产品就变成真的了。
争议比较多的还有，认为我打假以营利为目的，是把卖假货的骗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不认为制假、售假不道德，反而认为打假不道德。
“有一段时间，我在商场买不到东西”
澎湃新闻：你无论是参加节目，还是接受媒体采访，包括自己拍视频，都戴着一副墨镜，有时还化很夸张的妆，为什么？
王海：以前，我们是去商场打假，去买货如果人家认出了你，就没有办法买了。现在，我们做的工作也需要保护好自己。
澎湃新闻：你有被认出来、被拒绝购买商品的情况吗？
王海：很普遍。早期，我总去隆福大厦打假，我一到那儿，值班经理就会跟在我身后。我到柜台买东西，交完钱，开好小票回来拿货，售货员就对我说，“不好意思，东西已经卖完了，这是别人买的，付完了钱还没来拿货。”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商场都买不到东西。
澎湃新闻：职业打假是专门挑商家的刺，你会因此紧张并担心对方报复吗？
王海：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我研究了相关法律，也跟很多律师有过沟通，包括法学专家河山，了解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来龙去脉：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上出现了琳琅满目的产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国家为了打击欺诈行为，遏制假冒伪劣产品横行，把历史上“假一赔十”的民间规则上升为法律。
澎湃新闻：从1995年开始，你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参加央视的节目等，曝光很多，但之后有10来年，你没有出现在舆论场，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又重新出来，能具体介绍下你的经历吗？
王海参加央视1996年《实话实话》栏目。 图源网络
王海：实际上，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1996年，公司成立后，我就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但我们公司真正赚钱的业务是帮企业维权，打击商标侵权、专利侵权，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
做这些工作时，很多客户要求我们保密，因此我有一段时间出来得比较少。
其实，在促进消费者权利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公安机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山鹰”行动中，打击假冒“旗舰”复印纸案件，就是我们的人去卧底调查，发现造假工厂，再协助警方端掉造假工厂的。
最近两三年，我们主要打假食品中的非法添加物，跟消费者关系密切，因此媒体关注得也多一些。截至目前，我们已发现并举报了1700多个非法添加物，比如消毒产品里添加激素、抗生素；化妆品里添加防腐剂；减肥功能食品里添加利尿剂、泻药；壮阳类产品添加伟哥类物质等。2023年，公安机关调查的一个咖啡案件，也是我们举报的。
澎湃新闻：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食品的非法添加物的？
王海：主要是根据消费者爆料，再去摸排、检测、鉴定……比如说某壮阳咖啡，商家宣传喝了一晚上能有多少次，夫妻关系很快和好了。我们买来检验，发现它含有那非类物质，在法律上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如果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的工作需要保守秘密”
澎湃新闻：介绍下你们公司。
王海：公司一共有四个团队，调查团队、律师团队、实验室和我自己的视频团队，全职人员大概四五十人，还有一些兼职人员。工作需要个人保守秘密，否则就没法干了，因此团队之间有信息隔离，但也互相培训，比如实验室的人给律师团队培训，律师给调查团队培训等。四个团队中，实验室于两年多前成立，算是比较晚的。它主要做食品、药品和化妆品非法添加物的检测，一年运营成本估计要千把万，实验室现在还没有盈利。
澎湃新闻：你们公司具体如何盈利？
王海：我们主要基于客户的需求来展开工作。比如，帮企业查造假窝点，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收费就是30万元起步。我们有资源优势，全国各地都有人。但近两年实验室成立后，我们调查食品药品的非法添加物比较多，检测出问题的，我们向相关部门举报。有举报奖金，少的几千元，多达几十万元，最高100万元封顶。比如，此前我们举报的生产假日本锅的案件，执法机关对其罚款500万，他们通知我们过去领奖金。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帮消费者维权，可以拿到赔偿金的分成。
王海收到的举报奖励告知书。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帮消费者维权是不是比较复杂？
王海：主要是周期比较长，比如说假日本锅的案子，很多消费者找我们爆料，前期登记、排查，后期跟进执法机关进度，最后才是帮消费者维权索赔。这个案子我们跟了三四年，时间成本很高，如果没有人跟着，到后面很有可能就忘记了。
澎湃新闻：你们怎么帮企业查造假窝点？有没有遇到一些危险？
王海：调查需要花费几周、几个月，如果是去做卧底，可能要半年、一年。这也是我们工作需要个人保守秘密的原因。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调查员去生产假中药的工厂卧底，结果被对方发现在拿手机拍摄。他们规定禁止拍摄，但我们必须要取证才能举报。当时，厂家报了警，警察来了后，我们的调查员谎称自己是来学技术的，准备回家也开一家这样的工厂，于是被轰走了。
调查是比较难，但也没什么危险，主要是担心取证、举报等整个流程的某一环节出现意外。有一次，我们帮味千拉面调查假味千拉面工厂。该造假工厂有一定规模，建在一个村子里，村里民风彪悍。我们取证完立即报警。因担心对方逃走，执法大队去查抄造假工厂时，我们有三十多人跟着。
澎湃新闻：为什么想要成立实验室？
王海：早期，我们去找第三方实验室检测，经常会遇到对方不愿给我们检测的情况。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不对个人开放；还有一些检测机构为了维护大客户，甚至给消费者个人出假数据。
有一次，我去北京某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最初检测出茶叶里含农药残留物，数据出来后，工程师送报表前给我看了一眼，但领导签字后，数据变成了合格。我一查，才知道我送检的产品方是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几次后，我觉得必须成立自己的实验室。两年多前，我们通过收购其他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
澎湃新闻：你们实验室为什么主要做新型非法添加物的检测？是不是有些产品检测简单，有些检测复杂？
王海：一般来说，服装检测比较简单，也便宜些，去第三方检测机构大概花费几百块钱，先取一块样品，放到显微镜上，看里边的纤维含量，这里的工作比较细致，但也不算复杂。最复杂的是新型非法添加物的检测，因为是未知的，需要检测人员自己去发现。
因为没有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品，一般实验室都不检测或检测不出来新型非法添加物，这样容易造成长期侵害消费者权益，所以我们才把重点放到新型非法添加物上面，这个工作更有挑战，也更有成就感。一些人认为新型非法添加物不危险，实际上因为是未知有害物质，所以危害会更大些。比如之前牛奶里添加的三聚氰胺，出事前，没有人检测牛奶是否添加了三聚氰胺。
澎湃新闻：怎么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王海：主要靠样品的前处理、高精度的检测仪器、适宜的检测方法和专业的检测人员。
位于北京的检测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不少博主以‘打假’的名义进行‘假打’”
澎湃新闻：近几年，很多主播涌入打假这一赛道，像铁头、狂飙兄弟、辛吉飞等，他们通过发布打假视频，或者体验式的直播方式打假。你对此怎么看？
王海：我觉得这些视频打假的出现是好事，让更多人知道市场行为还是要遵循一些原则的。为什么“打假鬼称”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鬼称无处不在，菜市场、水果店……消费者对此深恶痛绝，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但这种打假主播本质上属于网红，通过流量变现来维持运转，比如说B太，打假是为了吸引流量，再做广告、卖货……他们跟我们这种打假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2024年8月，打假网红主播铁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立案侦查，引起热议。你怎么看？
王海：我不太了解铁头的事。但有不少博主以“打假”的名义进行“假打”，还有的“瞎打”。像陈之强，不管是国产食品还是进口食品，他一律让产品方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假如对方没有，他就起诉到法院。产品方一看，自己要跑到当地法院打官司，差旅费也得好几千，就跟陈之强协商，给他500元或者1000元私了。他靠这种瞎打“赚钱”，因此涉嫌敲诈勒索罪。还有的人，去餐厅吃饭，从头上揪一根头发，扔进菜里面，或者扔虫子进菜里，栽赃陷害商家，也属于敲诈勒索。
网红“铁头” 直播截图。 图源《每日经济新闻》
澎湃新闻：你觉得职业打假有“敲诈勒索”的风险吗？
王海：职业打假不存在涉嫌敲诈勒索，因为它是有“债权债务”的：我们确实购买了商家的产品，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没有达到商家所宣传的效果，商家有欺诈行为。也没有存在胁迫，敲诈勒索罪的两个要素，第一是没有合法索要财物的理由；第二是以放弃胁迫为交换条件。
澎湃新闻：如果打假人购买了商家的产品，发现是假货后，要求对方赔偿，并且赔偿金高于法律规定的十倍。这种情况属于敲诈勒索吗？
王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黄静案，2006年，黄静花两万块钱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经常坏，修了好几次都没有修好，黄静要求对方必须修好。结果华硕的工程师给她换了一个测试版的主板，但测试版的主板是不能用于商用的，这是行业大丑闻。黄静得知后非常生气，向华硕索赔五百万美元。华硕报警，黄静好像被关了200多天，最后被释放，她没有被判刑，检察机关给了她国家赔偿金，认定她维权过度，不属于敲诈勒索。
澎湃新闻：通过打假的方式，要求过高的赔偿金，并长期以此为职业。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方式不道德，或者说这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方式。
王海：这就像你去面试，老板问你工资要多少钱，你可以说要2万一个月，也可以说要20万一个月，但至于老板给你多少钱一个月，那是老板的事，它不涉及违法。比如一个老板，他告自媒体侵权，向对方索赔1000万，最后法院判自媒体赔7.5万。你索赔多少，是你的权利，最后要看法院支不支持。假如调解的话，你有漫天要价的权利，对方也有就地还价的权利。
澎湃新闻：在很多人心里，打假是一种公益行为，如果通过打假来营利，大家会觉得你是在消费正义感。
王海：我们一直在强调，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本身就是在维护社会的正义。如果每个人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就维护了社会的正义。打假本身带有公益性，而打假的这种趋利性，对它的公益结果没有影响。
澎湃新闻：最近看到一种说法，职业打假会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
王海：打假会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打假会让经营者通过更好的商品、更好的服务来取悦消费者，而不是通过坑蒙拐骗来欺骗消费者，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如果没有人打假，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好商品反而没人去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样才会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年约五百起举报、投诉和诉讼案件”
澎湃新闻：你在这一行业近三十年，打假的品牌不计其数，包括很多大品牌。你怎样选择打假的领域和对象？
王海：我们主要选常见的品牌和领域，衣食住行，大众使用比较多的产品，因为如果这些产品质量有问题，会影响到一大批人，这样的打假更具有社会公共价值。有老人买的理疗床、磁疗产品，以及各种常见的保健品、食品、纺织品等。
澎湃新闻：近几年，因对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的不同认定等原因，司法裁判呈现不同的标准和尺度。2022年，有律师团队检索了2021年以来全国1003份涉及“知假买假”的食药品纠纷案件，发现全国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为63.56%。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王海：除去那些“瞎打”和“假打”，主要是法官认知和地方保护的问题。
澎湃新闻：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职业打假人经常投诉、举报，造成了行政资源被挤占。
王海：抓住了小偷，把他送到派出所，这叫浪费警力吗？有很多瞎打、假打，进行数不胜数无效的投诉、举报，确实是浪费行政司法资源。
澎湃新闻：你们公司一年大概有多少起投诉、举报和诉讼案件？
王海：我们一年大概有五百起，其中诉讼案件最多几十起，绝大部分都有结果。
澎湃新闻：你印象中哪个阶段是打假的黄金阶段？
王海：（现在）一些地方对本地电商，特别是直播带货的保护很严重。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快，假货也不少，加上《消法》刚出来，赔付也比较快，打假这一行比较容易做。
“我们也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情”
澎湃新闻：你打假直播带货，会担心自己被网暴吗？
王海：我们经常被网暴。
澎湃新闻：主要是哪方面的网暴？
王海：各方面的都有。但这么多年来，诋毁最多的是造谣我们敲诈勒索。比如被我们打假的厂家，那些造假者雇佣水军攻击抹黑我们。我们已陆续提起诉讼，起诉了百八十人，拿到了200多万元的侵权赔偿。目前，我们正在寻找证据，希望能争取刑事立案。
澎湃新闻：职业打假一直备受争议，你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
王海：我20年前就已实现了相对的财务自由，之所以一直坚持做这个事，主要还是觉得有成就感、有乐趣，揭穿骗局，促进市场公平公正发展。
我们也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发现新型非法添加物，有关部门开始联合整顿，市场总局也会出来新的检测方法；我们打假直播带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出台网红直播带货的相关司法解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直播带货的视频要保存三年；我们见证《消法》的完善，看着它从1995年的“退一赔一”，到2014年的“退一赔三”，以及《食品安全法》中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假一赔十”规定。
澎湃新闻：你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会觉得疲倦，想过离开吗？
王海：肯定会有疲倦，但有这样的能力，还能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快乐，所以目前还没有想过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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